我国现行增值税税率档次多、级差大，给税收征收管理带来了难度，虚开骗税情况比较严重。因此，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成为迫切需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今年由四档税率简并至三档，营造简洁透明、更加公平的税收环境，进一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本文从影响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因素分析，提出优化税率结构的路径选择。
优化税率结构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
一是优化税目边界，明确税率适用。
随着电子商务、结算方式等经济要素的变化，经营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新颖性，现有的税目边界日益变得模糊，对适用税率的确认争议颇大。营改增的全面推开夹杂着政策平移的过渡，边界划分难度徒增，各方政策解读不一，核心焦点在于税率的差异。因此，简并税率应兼顾两个要素：对边界模糊的应税项目，采用同档税率；对混合销售作明晰的界定，建议凡是属于捆绑销售行为的均按照该业务的主营业务行为确认税目税率，应尊重经营业务实质，允许适用低税率。
二是降低整体税率，普惠实体经济。
一个经济体内，只要税收政策是统一的、明确的，税率对经营成果的影响可以由市场的内动力进行自然调节。但是，对于不同经济体之间，税负的差异就会对经济贸易产生影响，税负高的一方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虽然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出口退税退还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增值税，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但是为出口企业生产商品的前期环节实体企业依然需要按照适用税率纳税。如果维持相对高的税率，就需要维持高的资金运作成本，易导致因缺乏盈利空间而陷入困境。降低整体增值税税率，不仅可以有效为实体经济减负，优化供给侧结构，而且相当于将出口退税政策前移，有助于外贸出口运行成本的降低和结构的优化。
三是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弱化骗税源动力。
在增值税税率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提高出口退税率无疑有助于外贸出口。我国通过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促进了外贸结构的优化，但相伴随的是骗税利益的扩大化，导致出口骗税猖獗。从已经查结的骗税案件分析，链条式层层瓜分退税利益是其显著的特点。退税率相对偏低时期，骗税案件就相对较少；退税率越高，骗税就越猖獗。因此，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同步降低征税率与退税率，将有效降低骗税的诱因，弱化骗税的源动力，是制度打骗的有效措施。
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的路径选择
税率简并需持续推进。一部好的税法应该在税目税率的确认上是简单明了的，争议越少，税法遵从度和执法规范度就越高。增值税作为我国的第一大税种对财政收入的稳定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优化过程必然要求稳健推进。笔者认为，税率简并是税制简化的需要，同时需要兼顾稳健原则，可以考虑在13％简并到11％税率的基础上，最后简并成两档，一档为关乎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服务业的低税率（如涉农产品等），可设为6%，一档为基础税率，可设为12%。另外对出口产品继续实行零税率。
税率有待于持续优化。增值税税率的优化势必影响整个产业链利益格局的变化。从基本原理来看，增值税的最终负担是在消费环节，即消费者才是最终的负税人。因此，中间环节的增值税是具有转嫁特性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自然调节能力给予平衡，无需政府给予干预。相反，干预反而容易造成增值税的扭曲，不利于市场的消化吸收。如，中间环节免税且不得开具增值税抵扣凭证就会导致后续生产经营的抵扣链条断裂，增加最终消费品成本。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年度《财政收支情况》披露，2010年至2016年国内增值税、海关代征增值税和消费税、出口退税数据变化中，海关代征增值税和消费税与出口退税的规模基本相当，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直接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国内增值税规模。因此，笔者认为在增值税税率重构优化中，主要考虑税率调整对国内增值税的影响程度。税率优化对增值税收入影响程度，可以依据当前实际增值税负担水平及其构成情况进行具体测算。比如，假设2016年度增值税综合税负率为15％，如果将税率整体下降一个百分点，则根据当年度国内增值税测算，减负规模在2714亿元左右。
在税率简并和优化中，有必要考虑有升有降的统筹，简在税率结构简洁，优在减税与财政收入的平衡。
税率优化有助于防虚防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是各国面临的难题。其严重程度往往与税率呈正相关关系，增值税税率较高成为虚开骗税违法行为猖獗的重要因素之一。诸多案件反映，不法分子在支付高达8％的开票点后，依然可以非法牟取暴利。因此，有必要尽快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降低税率，以有效遏制虚开骗税来填补税率降低带来的税收缺口，促进良性循环。
增值税所得税联动优化。从2010年至2016年国内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国内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趋同度比较高。因此，笔者建议增值税税率应与所得税税率进行联动优化，逐步减少增值税份额，增加所得税份额，体现税收参与利得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